第七百二十六章 好意图坏结果（3 / 6）

明，当其它条件不变，一件商品或服务的价格上涨会使对此商品服务的需求减少（同时供给增加）；劳动力价格的变化也毫不例外地会产生相应的影响——不信的话，你去找老板要求薪资翻倍，然后观察一下老板的表情是否会对你的报价作出反应。

实质上，最低工资标准限定了劳动力的最低价格，其结果是，生产力水平低于此标准的员工极可能遭逢被辞退的处境，因为他们给企业创造的价值小于企业依法必须支付的最低薪酬。或许，企业通过精简员工、调整工作职责、削减公司福利等方法压缩成本，未致使每一个原薪酬低于新标准的职工统统被解雇，但这类职工总体所面对的失业压力无可避免；他们中的多数人的薪水收入恐怕要因失业而归零了——讽刺的是，这类人正是最低工资法期望“帮助”的对象，结果反倒伤害了他们，不过不用感到惊奇，因为这条法律起初的意图就是伤害。

索维尔（thassos）等经济学家整理过许多早期最低工资法的材料，展示了当时推行最低工资法**裸的歧视背景。这种针对尚处于底层的异族的排挤，由于近一个世纪前并无今日过为已甚的政治正确，所以这些不良用意被清晰地捕捉留存了下来。

譬如，20世纪初，一位哈佛教授（arthurholbe）如此赞赏澳大利亚的最低工资法：“澳洲的最低工资法有效地保护了澳洲白人的生活水平，让他们很大程度上不必与有色人种在就业市场中发生竞争，特别是与中国人。”；1925年，在尚未全面实行种族隔离的南非，经济与工资委员会在报告中称：“……尽管没有法律直截排斥原住民的就业，但通过设置最低工资法可以达到同样的效果，因为最低工资标准被设置得非常高的情况下，（普遍技能初级的）原住民将不太可能受到雇佣。”；1925年，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出台的最低工资法意图明确，就是要把日裔移民从伐木业中驱赶出去；1931年美国政界决定遏制有色人种劳工不断压低白人工会竞争力的势头，颁布了首个联邦最低工资法（davis-banact），规定了联邦公共建设项目的最低工资标准，关键是将黑人拒之门外。

除了歧视外族，企业利用此法为自己争夺优势地位也颇为常见。例如，1938年，美国实行了全面的最低工资法（fairlaborstandardsact），而推动此法的重要力量来自美国东北地区的纺织厂——这些纺织厂发现自己竞争不过南部地区的同行，主要因为南方纺织厂的劳动力更便宜，然而直接取缔南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