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86章 我是为了自由（3 / 4）

冯见雄对节奏把握得不错，察言观色的能力也可以，他恰到好处地插叙了一段对苹果公司的法理博弈，把对方的注意力重新拉了回来。

“居然在中国，也有人针对苹果公司的ios垄断问题展开挖掘？还找到了‘侵犯用户对硬件财产权的支配’这个法理学高度？妙啊！”

亨利.普洛夫一下子就代入了进去。

事实上，对苹果公司霸道行径的狙击，eff基金会早就有在串联，也进行过一些反扑。

但是，都没上升到足够有力的反证高度，属于零敲碎打。

至于eff基金会为什么会对苹果公司不依不饶，外人固然是不得而知了。这里面谷歌的人有没有下血本，又或者是基金会本身代表的知识产权绿世界利益，是否被苹果伤害了……那都无法揣测的。

不过毫无疑问，eff基金会是不希望通过“闭环的系统”这种模式来实现反盗版的。

因为闭环系统这种做法，往大了说，或者往正面说，叫“减少了系统风险的复杂度”，但反面来说，也造成了“用户选择的不自由”。

站在基金会和律师界的角度，要拼命鼓吹的当然是“不自由”。

这句话是没问题的。

但，也是与律师界的利益相符合的。

如果，都靠“闭关锁国”解决盗版问题，那知识产权官司起码少掉一大半。

大家都不惹事了，还打什么官司？

要知道，美国的律师业产出（这里是广义的，也包括掮客和咨询公司），可是占到国家gdp总量的将近10%。

在美国，每300个人就要养一个律师。而中国是2万多人养一个律师——两国的人均律师占有率，相差了70倍。律师业的gdp占比，也相差了100多倍。

凭良心说，中国的律师确实是少了，很多利益没人去规范和维护。但美国的律师，毫无疑问是过多了，以至于这个行业开始裹挟着政治和经济，往“养贼自重”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根据很多第三方中立国家（主要是德/法/日）的社会学研究，一个国家如果可以做到大约每三五千人口里有一个律师，才是最兼顾公正/自由/效率这三项法益的模式。

律师再少的话，司法效率是高了，但是粗制滥造就多了。

律师再多的话，自由公正是容易博弈了，但司法效率过低，而且有过度诉讼、“养贼自重”的风险。

这也是为什么国内的法理学考试，总是说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