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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结论很有说服力，祥兴三年福建发生的历史大事，在后世眼中也的确也表现出了这种端倪。特别是武装商团诞生，更是突破了传统儒学的框架，也将华夏几千年来的外交思维带到了一个全新的境界。

在传统儒学的指导下，中原王朝对周边民族的政策可大体归纳为三种模式。第一是吞并，在王朝建立之初，对于受中原文化影响深远的地区，一定会吞并其于版图之内，从而达到儒学所提倡的四海一家的理想模式。

第二种模式为羁縻，对距离中原王朝首都过于远，或者百姓过于“野蛮”的地区适用。中原王朝通过外交或军事途径，让“蛮夷之邦”前来朝拜，进贡。从而达到四夷来朝的儒学标准。但这个方法同常会出现偏差，那些不知道礼仪廉耻为何物的周边小国往往体会不了中原王朝只让你表示恭顺，就给很多回赐的“良苦用心”，动辄造反，宣布不服王化。而宣布不服王化后，他们亦没有太大损失。沉浸在太平盛世假象中的中原王朝往往象征性地惩罚一下，让小国继续进贡，但随着使节回赠的物品会成倍增加。久而久之，叛复无常居然成了一些“蛮夷”小国讨要好处的手段。以朝贡为名义的勒索行为，也让中原王朝大为头痛。

第三种模式则为输送，这是大宋的独创。在大宋自太宗之后与中原周边的国家战争中，无论占了上风还是处于下风，都喜欢以子女玉帛来平息对方的怒气，顺便显一显大国风范。以至于北方民族的胃口养得越来越大，直到成为套在大宋脖颈上的绞索。

为几个商人的损失攻打他国，并派武装商团随军掠夺的外交政策，完全不符合华夏的大国风范。用当时大宋负责外交方面事务的丞相陈宜中的话来说，“这简直是侮辱华夏斯文！我中华上国的颜面何在?我堂堂礼仪之邦，从此之后，就成为强盗之国矣！”

以陈宜中及其支持者的眼光来看，抢掠是违背圣人之道的。持干戈而舞，用自己的善良和真诚感化外夷，才是古人提倡的王道。至于被葛朗国杀死的那几个海商，他们算什么，在不过是几万海商中的一员，一棵杂草而已。为了达到圣人之世，这几个海商理所当然要被忽略掉。绝对不能几个刁民的生命，调动一个国家的全部力量去强出头！　更不应该通过战争的手段来谋利，战争必须是义战，不义之战纵然取得短暂的胜利，最终也得不到好结果。

空荡荡的朝堂上，陈宜中的声音寂寞地回响着。几个留在皇帝身边的官员不耐烦地盯着廊柱，仔细研究其上面阳光移动的速度。（请大家到17k.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