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3章 没有最卑鄙，只有更卑鄙（2 / 5）

王，自然是让焦守、刘瑗他们去办，作为入内内侍省都都知，皇城司便在他们控制之下。

经此一事，各人心情更加沉重，杨逸也不敢有丝毫大意了，有关同文馆的后续安排，他都一一问了个通透。

章惇等人的安排大致如此：先让焦守、刘瑗，外加刘贵妃给赵煦吹风，激起赵煦对高滔滔和向太后的新仇旧恨。

时机一到，再将张士良的供词呈上去，张士良的供词虽然没有明确表明高滔滔当初有废掉赵煦之意，但却点明了陈衍曾勾结司马光、刘挚等人，欲行废立之事，陈衍是高滔滔的贴身太监，这就达到了影射高滔滔有意废掉赵煦的效果。

这么干虽然有失光明磊落，但旧党就很光明磊落吗？

王安石执政之时，从未搞过政治迫害。对旧党的上层人物，更是高官厚禄的供着。

司马光、文彦博他们在洛阳，过着神仙般的生活，让他们可以豪情万丈的指点江山，引领旧党与新党作对，可以说新政之所在很多地方变形走样，倍受垢病，少不了旧党的一份功劳。

而司马光一上台，就对新党大搞政治迫害，新党被打击得一个不剩，是他们开启了贬谪岭南这扇政治魔门，是他们弄出了元丰榜。

特别是元丰榜，只因政见不同，他们就将新党全贴上奸佞的标签，张榜公布天下，开启了正真的党争之门，这种卑劣的手段，就算上溯到新石器时代，也是见所未见，闻所未闻。

李定因为私怨，迫害苏轼的乌台诗狱被无限的放大，即便千年后，几乎仍是人尽皆知；而旧党搞的车盖亭诗案，除了首相蔡确遭殃外，几乎所有新党成员都被牵连进去。

李定针对的只是苏轼一个人，还是因为苏轼在李定不为母守孝一事上，一再讽刺李定而引发的，整件事带着很浓的私仇色彩，谈不上群体性的政治迫害。

而旧党搞的车盖亭诗案，是按着元丰榜名单一个个的贬，新党成员几乎无一幸免，如此浩大的政治迫害，却被刻意的淡化了。

相对乌台诗狱，知道车盖亭诗案和元丰榜的人少之又少，这是为什么？

旧党斗完了新党，还不过瘾，他们自己又分为几派继续斗，互相拆台，捉对踢打，真是生命不止，战斗不息！

这群人把朝野搞得乌烟瘴气，而竟然成了后世历史公认的君子，请问他们君子在哪里？

废除新法之后，元祐九年间，内斗、党争就几乎成了这些君子的全部工作，正如李清臣出的那道恩科试题描述的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