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长河落日 第四节（5 / 17）

在邯郸、晋阳大学堂亲自聆听郑玄、胡昭等大儒的授课，受益匪浅。这次，他们则大开眼界，朝堂上激烈而精彩的辩论仿佛给他们打开了一道通向儒学殿堂的大门，他们突然发现，原来礼制、儒学、国政、国策、国祚命运竟然是密不可分的一体，其中的精彩和玄奥要远远胜过战场上的博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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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堂上爆发争论后的第二天，李弘在府内宴请了郑玄大师的三位弟子崔琰、郗虑和赵松。

大将军仔细征询了五室明堂制的事。如果朝廷在三雍建设中采用五室明堂制，以《周礼》做为典章制度的基础，那么它会不会和郑玄大师在“新经”中关于“三礼”并重的学说产生冲突？会不会影响到“新经”在官学的地位？会不会影响到中兴策略的大方向？具体到新政策略上，朝廷在未来一段时间将会做出何种策略调整？

崔琰说，在“三雍”中采用五室明堂制，和郑玄大师的“三礼”学说并重没有冲突，相反，它非常有助于“新经”地位的巩固。

朝廷以“新经”为官学的时间很短，尚不足十年，“新经”的地位根本没办法和今、古文经学相提并论，也没有办法迅速消除今、古文经学之间长达两百多年的争论，因此，朝廷的当务之急是利用各种办法不断巩固“新经”的地位，维护和提高“新经”的绝对权威，断绝今、古文经学对“新经”的攻击和挑战。只有“新经”的地位提高了，成为大汉官学的绝对权威，今、古文经学之间的争论才会渐渐减少直至消失，今、古文经学才能互相取长补短、互相融合，朝廷在中兴策略和新政才能稳定下来，才能在“以民为贵，隆礼重法”的正确方向上持续推动和发展。

这两年来，中兴策略之争、平叛策略之争、新政政策之争，乃至于定都之争、三雍建设之争，表明上看是策略之争，其实它的背后是权力之争，但权力之争的根源是什么？是官学之争，是学术之争。

无论是研习今文经学的大臣、研习古文经学的大臣，还是研习“新经”的大臣，因为观念、理念的不同，在中兴大业上所采取的策略当然也不同，但只要让自己所研习的学变成官学，成为大汉的权威官学，那么他们就能控制决策权。控制了决策权，也就控制了朝政，也就能获得自己所需要的权柄。

官学、决策、权柄，这三者是相辅相成，是一体的。

现在“新经”是官学，研习“新经”的北疆士人、北疆武人，包括我们这些师从郑玄大师的弟子、门生都位居高位，我们控制了朝廷的决策权，控制了大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