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箭在弦上 第七节（6 / 9）

题和建议到晋阳大学堂召集博士、诸生日夜商讨，历经数月后才有了这么一个定策。”

“这么说，尚书台也有一部分官吏对此策持反对态度？”

“对。”徐荣点头道，“大将军不要把此次晋阳危机简单地看作是外朝和中朝对相权的争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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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权和相权之争仅仅是这次晋阳危机的表象，实质上，这次晋阳危机，纯粹是两种不同治国策略在制定和实施国策上发生了巨大分歧，继而产生了激烈的冲突。

现在无论是外朝还是中朝，对此策持反对意见的官吏非常多，之所以看上去是皇权和相权之争，其实都是为了掩盖一个事实，谁能主掌权柄，谁的治国策略就能占据主导地位，依靠这种占据主导地位的治国策略所制定的各项国策就能得到顺利地推广和实施。

自此朝廷统一了古文经学和今文经学之争，以鸿儒郑玄的融和了今、古文经学精髓的“新经”为官学之后，“儒法兼融、隆礼重法”成为治国策略的主旨，但“隆礼重法”在实际国策的制定中分裂为三派。

一派以长公主为首，重“法”轻“礼”，推崇“以法治国”，主张“不法古、不循今”锐意改革，推行“法”、“术”、“势”相结合的治国方略。（法是指健全法制，势指的是君主的权势，要独掌军政大权，术是指的驾御群臣、掌握政权、推行法令的策略和手段。）

一派以崔烈、刘和、杨彪为首，重“礼”轻“法”，推崇“德主刑辅”，主张德刑兼施，任德而不任刑，推行德刑相辅、大德小刑的治国方略。

一派以蔡邕、襄楷为首，在“隆礼重法”的同时，也推崇黄老之术，主张“文武并用、德刑相济”，即要求“德治”，也要求实行“仁政”，推行清静守法、无为而治的治国方略。

三种不同的治国策略在同一项国策制定中肯定会发生冲突，产生分歧。比如选拔人才，长公主等人不注重出身，注重才能，而崔烈等人不但注重出身，更注重德才兼备。比如在刑罚上，长公主主张严刑峻罚，以刑去刑，而崔烈等人主张约法省刑，春秋决狱。其它诸如赋税、田制等等新政上，都有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治国策略互相争斗、互相妥协的痕迹，而从中进行调解劝和的就是以蔡邕为首的中间派。

本来这种治国策略上的矛盾属于各人在治国理念上的不同，只要双方能找到平衡点，求同存异，这种矛盾还是可以避免和隐藏的，但随着冀州大战的开始，朝廷财赋的紧缺，双方的矛盾随即被彻底激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