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六七章 骆马湖畔（二）（3 / 6）

时候第四支队一路走来，到处都是难民和溃散的国军。他觉得不打一仗、阻止小鬼子疯狂进攻势头的话，整个皖中地区就会成为日军的占领区。于是决定打几仗。首选就是蒋家河，此战结束后，到五、六月份，又先后进行了一系列战斗，光是炸毁日军汽车就有100多辆。

听完高敬亭的报告，刘一民拉着高敬亭就在大院里散步谈心。

高敬亭是黄麻起义时的老红军，意志坚如钢铁，长期坚持大别山斗争又养成了他比较独断专行的性格，而刘一民是在湘江突围时参加红军的，资历比高敬亭浅的多，按理说，以高敬亭的性格是不可能和这么年轻的刘一民谈的这么愉快的，但事情就这么奇怪，两个人还真的谈的很愉快。

当然，刘一民对高敬亭也没有客气，对他在大别山搞肃反扩大化、误杀同志的错误提出了严厉批评，说他是做了蒋介石想做而做不了的事情，伤了同志们的心，害了个别同志的命。说的高敬亭一口恶气没处发作，竟然照着院子里的树木连踢两脚。

刘一民询问了董必武到四支队视察的情况，高敬亭认真地报告了一遍。

刘一民点上一根烟，又扔给高敬亭一根，让他点着，然后边散步边慢悠悠地说：“敬亭同志啊，红军也好，八路军、新四军也好，都要珍重每一个同志的生命。我在红十八团时期就强调过，我们红军最宝贵的财富不是枪炮弹药和金条银元，而是我们干部战士的生命。到了红七军团时，也就是进入陕西后，我们就成立了军事法庭，一个同志是否犯了错误，犯了错误应当接受什么样的处罚，由我们的军事法庭说了算。犯错误的同志不服军事法庭判决，还可以向中央和总部申诉。这样做的好处一是避免误杀，二是形成一种军法制度，用制度来约束和激励战士。我们教导师之所以有今天这样兵强马壮的队伍，与这一条有很大关系。我军没有当逃兵的，为什么呢？因为他即令是犯了很严重的错误，也可以有申诉辩解的机会。在我们教导师，谁都没用权力随便枪毙人，当然，遇到临阵脱逃、叛变投敌的除外。我可以告诉你，从红十八团到教导师，我还没有枪毙过一个干部战士呢！”

高敬亭有点苦涩地说道：“刘师长，你是不知道，在大别山的时候环境太恶劣，随时都有可能出现叛徒，叛徒的危害又那么大，那也是没办法的事情，并不是我喜欢杀人。”

刘一民猛地一转头，两眼直视高敬亭：“这不是肃反扩大化的根本理由。”

高敬亭摇摇头：“刘师长，我真的没有其它想法，我就是怕别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