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百四十六章 叛军（七）（5 / 12）

0年，魏国使团首次赴日”访倭王“。魏国与日本建立交往的动机之一，据说是为了牵制吴国，因其误认为日本的地理位置”当在会稽、东冶之东“。

在早期的航海能力限制下，对日本的情况有所误识是自然的。到了南朝的刘宋时期，初步完成政治统一的日本第一次提出了请求领百济、新罗的大将军称号，这是日本对朝鲜半岛表露野心的肇始。刘宋对此的回应是拒绝，但显然并无了解日本形势变化的兴趣。

《梁书》中称：”东夷之国，朝鲜为大。“

这表明在中国的册封体系中，日本的重要性不如朝鲜，而其试图染指朝鲜半岛的企图是不被允许的。此后的几百年间，中国人对日本的认识基本上属于停滞状态，史籍中虽保留了《倭人传》的条目，内容却不脱《魏志·倭人传》巢窠。

中日双方的交往，在隋唐时期达到了第一个高潮，日本派出十八次遣唐使，大唐使臣亦八次渡日。

在这个交往的时期，日本从未向大唐皇帝请求过封号，这无疑就是一种非常奇妙的信号，也就是从这个时候起，日本已经不再认为自己是大唐的属国了。

但是，历史上大唐皇帝，无论是太宗，高宗，或者是后来的玄宗皇帝在对日关系上的表现非常令人奇怪。

白江口之役是中日第一次交兵，唐军大败日军。经过此战，日本对朝鲜半岛的窥觑野心，和不甘心纳入中国主导的册封体制的桀骜都已显露无遗，可大唐却并未深入追究。无论是《旧唐书》或《新唐书》，对白江口之役均只字不提，只在指挥该役的刘仁轨传内寥寥述及。相反，唐廷还给予交过手的”抗敌之国“的日本使团以很高的尊重。

公元753年，日本与新罗来使在唐廷发生争长事件，因日方不满地位低于新罗使臣。尽管此事件的真实状况有所争议，但日本使臣在仪式上的排序的确位列诸多外国之前。唐玄宗曾称日本为”君子国“，日本在唐人的记述中”人民丰乐，礼义敦行“，其采用”汉制“也多受褒扬。事实上，日本此时已经大体确立了”日本中心论“的翻版”夷夏“观念，在内部文书中，甚至有把”唐国“称为”夷狄“的律令，并以朝鲜为”近藩“，唐为”远藩“。可以想象，这种态度的真相若是被唐廷知悉，必定会勃然大怒。然而，唐廷似乎对此浑然未觉，非但不计前嫌，还一任日本遣唐使自由来去，汲取中土的文化精华壮大自身。

大唐的”宽大“缘由何在？是”天可汗“的虚荣心过剩，导致只求日本来使，营造”四夷宾服“的假象自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