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百四十五章 悯农（6 / 11）

利“，令一些人感到头疼的地方也正在于此，按照一些人通常的观点，比如在汉代反对盐铁官营的儒士，他们明显是鼓吹让私人的商业生产活动有多的自由发展的空间，那么应该算作重商一派，但偏偏这些儒士又口口声声的农本商末，口口声声的缩小商业的作用。

然而实施情况却是他们一边在极力的反对国与民争利，另一方面却也在经商，将大把的财富装入自己的口袋，却不愿意为国家缴纳赋税。

而竭力鼓吹商业重要性，认为商业活动本身就创造财富的汉代名臣桑弘羊，却又偏偏竭力要推行商业国有化的政策，竭力要加强对私人商业活动的管理和控制。

这种理论和政策的矛盾，似乎无法调和。这导致许多后世研究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学者，本身也似乎出现了精神分裂。他们在抨击中国重农轻商的传统的时候，不得不把反对桑弘羊的那些儒士的农本商末的言论拿过来做靶子，破口大骂，猛烈批判，以此作为中国落后停滞之根深蒂固的心理传统文化渊源的根据，然而一旦涉及到实际的政策层面，他们却又不得不站到他们刚才还在批判大骂，视为保守和落后的儒士贤良文学的一边，对桑弘羊执行的政策口诛笔伐竭力声讨起来。

重商主义和重农主义的评价问题，在资本主义经济思想发展的历史上，重农主义获得的评价较高，而对重商主义的好评却并不多。

就拿西方资本主义古典经济学的祖宗英国的亚当·斯密而论，他的思想明显受到重农主义的影响更大，甚至他的经济学说的哲学基础”自然秩序“论，都和重农学派一脉相传。在亚当·斯密《国富论》的第四篇”论证经济学体系“，分析评价各种经济学说和政策主张的时候，”斯密对重商主义的指责是严厉而有力的，因为它对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起着阻碍作用；斯密信仰自然秩序和主张自由放任方面与重农主义有相同之处“，因此书中对重农主义的批评较为婉转。

再回过头来看汉代时期盐铁论中反映的重农与重商思想，可以发现和西方孕育出来的资本主义崛起时期的重农重商思想却是存在惊人的相似。

比如作为重商代表人物的桑弘羊，他的思想基础和西方的重商主义一样，都是高度重视商业的作用，把商业提到了一个很高的位置。甚至把经商致富和富国当作一回事情：”商贾之富，或累万金，追利乘羡之所致也。富国何必用本农，足民何必井田也？“。

和西方的重商主义一样，桑弘羊也是高度重视国家对经济的控制和干预。从榷、均输、平准到改